第四章(1 / 2)
高厂长高登的老婆苏箐箐是他的第三任老婆。
第一任老婆是小时候由父母包办的。是当时邻村里中农张富财的二女儿,长得有模有样。个儿不算高,却也婀婀娜娜,苹果样圆脸,白中透着健康迷人的红晕,新月眉下长长的睫毛护罩着一双乌黑得宝石般晶莹明亮的大眼睛,兔娃鼻子,福星嘴巴。最迷人的是身后那两条齐腿的粗长辫子,走路时一摇一摆,轻荡着,飘忽着,给人无限遐想。
婚前,他们没见过面。高登只知道那姑娘大他两岁,究竟是拐是瘸,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美是丑,是聪颖是愚钝,他一无所知。当时他只有十七岁,初中刚毕业,由于家贫生活苦,他从未想过娶媳妇的事,心里还没有媳妇的概念,高矮美丑这些东西当然就不用提了。等到花轿停在家门口,他用擀面杖挑开顶在新娘头上的盖头布,一股美丽的霞光使他眩目:多么漂亮迷人的姑娘!高登的心呼地热了起来。他暗自庆幸自己命好,娶回个天仙一样的美人儿。
新媳妇叫茜茜。不仅美貌绝伦,而且聪明贤淑,勤劳善良。结婚不久,家里、队里、村里人人大都夸她。高登心里更是甜滋滋的。
结婚第二年,社教运动开始了,茜茜的娘家被补划为漏划富农成分,接着又给茜茜的父亲张富财戴上了富农分子帽子,被基干民兵五花大绑着,头顶一顶纸糊的尖高帽,脖子上挂块大木牌,上面写着“富农分子张富财”几个黑子,黑字上面用红毛笔打了一个大大的叉叉。张富财被这样地进行了一番形象包装后,与其他有着同样装束的一伙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一起,被几个大小队干部和背着马刀的民兵押着逐村逐队的认罪,接受批判。他们排成一行低头弯腰的一边走,一边随着民兵敲着的锣声的指令齐声喊:“我叫某某某,我有罪,罪该万死,死了喂狗,狗还嫌瘦,死了喂鹰,鹰还嫌臭……”一伙不懂事的孩子们跟在他们前后看热闹。每听到他们自己骂自己的这段话,便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基干民兵们便将他们轰走。
当时喊得最响亮的一个词是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就是阶级敌人。
高登家是贫农,高登是运动的积极分子。他初中毕业一回家,便当了生产队的记工员,干着比别人轻松得多的工作。大队成立基干民兵连的时候,他第一个报了名,并且当上了副连长,背上了把子上拴着红绸子的明晃晃亮闪闪的大马刀,走起路来也比别人精神了许多,雄赳赳,气昂昂,把地踩得咚咚响。运动一开始,他便当了尖兵,整天抄这个的家,收那家的财物,批判这个,斗争那个。他最擅长捆绑和扭送阶级敌人。每次批判会,只要主持人喊一声“把阶级敌人押进会场!”他便笑咪咪的从裤兜里掏出一根细长的尼龙绳子,三下五除二就将那阶级敌人五花大绑起来,而且据那些阶级敌人们后来说,高登那小子用的绳子比别人的都细,高登那小子绑人比别人都绑得紧——那绳子直往人肉里钻,勒得人连气都喘不出。高登也最喜欢扭送人。他扭住人的胳膊死劲里拧,拧到背上还在拧,直拧得那阶级敌人的胳膊咯叭叭的响,直拧得那阶级敌人的汗水刷刷刷的流,直拧得那阶级敌人疼得喊爹叫娘,连声喊“我认罪,我认罪”。高登有流涎水的毛病,遇到高兴的时候便涎水直流。每当这时,他便满面微笑,满脸惬意,嘴角的涎水便一串一串的往下流,流到那阶级敌人的脊背上、脖子上和脑瓜上,那种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全都显现在他的微笑和涎水上。
很快,高登便被大队革命委员会确定为革命大批判积极分子并吸收为新党员。高登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革命积极性和热情更加高涨。他决心站在运动的最前列,革命到底不回头。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这时,茜茜的父亲高登的岳父一夜之间变成了富农分子,成了阶级敌人,也像其他五类分子一样被捆绑押送着到处示众,到处接受批判。那时候是非常看重社会关系的,社会关系中如果有人出现问题,尽管不会株连九族,但绝对会影响九族升迁长进的。比如当个小小的生产队长,比如入党入团,比如推荐上初中高中大学,比如招工招干提干,比如参军,这些人绝对是过不了“政审”关的。
正红得发紫,有着青云直上一鸣冲天雄心的高登的岳父突然就成了阶级敌人,这无异于给了高登当头一棒。他一下子蔫了下去,不再背着马刀在村子里耀武扬威,不再裤兜里装根细绳见人就绑,不再笑嘻嘻地流着涎水在革命大批判会上狠命的扭那些阶级敌人们的胳膊,甚至也不再抢先发言。那时的批判会三天两头地开,每遇到开会,高登总是找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下,将头深埋在胸前,手里玩弄些柴火棍棍什么的。当主持人喊一声“把阶级敌人押进会场”,尤其是联村召开大型的批判会,他的岳父也被押进来的时候,他的脸就越发烧得发烫,心就越发跳得剧烈。他觉得无地自容,恨不能找个老鼠洞钻进去。
高登的嚣张气焰没有了,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为之庆幸的不仅仅是那些阶级敌人,还有广大的革命人民群众。人人都在心底里高兴:“这狗日的才不张狂了!”
这天,大批判会刚刚开完,革委会主任当会通知高登会后到大队部去一趟。高登下意识感觉自己完了,大队肯定是要宣布撤消他的民兵连长,甚至还有更严重的事情。他的心怦怦直跳。
他怯怯的挪进大队部的门槛,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民兵连长、贫协主席等头头脑脑都在。他们个个显得很严肃,很庄重,这气氛使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抑。他像那些挨批判的阶级敌人一样,规规矩矩端端正正地站着,头低得很深,两条腿和两只手不由自主地索索发抖,满头满脸的汗珠子一个劲地往地上落。
革委会主任干咳了两声说话了:“高登!奥,高登同志,你出身贫农,又有文化,思想先进,追求进步,在运动中表现积极,大队革命委员会是很器重你的,把你列为重点培养对象,发展你为新党员,让你当了民兵连的副连长,每项重大的革命活动和工作都让你参加,希望你能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得到锻炼,迅速成长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不用我说你也清楚。”
“对对对,是是是。主任说的都是实情,我非常感激大队革委会对我的培养和重用……”高登不失时机地插进去奉承讨好。他知道主任说完这些下来就是一个“但是”。他最害怕的就是那个“但是”后面的内容。
“可是,”主任没有用“但是”,用的是“可是”,高登懂得尽管这个“可是”比“但是”语气稍委婉了些,但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主任是不懂得这些的,所以在他的嘴里“可是”与“但是”没有什么两样。他的心咯噔收缩了一下,脸上的水哗哗地流。主任接上说:“你最近遇上了麻烦,这件事我不说你也清楚。你的岳父成了富农分子。这就意味着你的社会关系有了严重问题,你的政治不清白了。我们如果再像以前一样的重用你,提拔你,让你担当重要的革命工作,我们就会犯重大的政治错误。这一点,你是知识分子,是能够懂得这些道理的。”
“是的,是的。我懂,我懂。”
“现在,”主任接着说。高登知道这个“现在”后面就是给他的处理决定。他的全身都抖索起来。主任说:“摆在你面前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与反动家庭和反动分子一刀两断彻底决裂,重新回到革命人民一边,当一个彻底的革命派。这是一条光明大道。另一条是,继续与反革命分子勾结一起,同流合污,与人民为敌。那样,你只能走向失败和灭亡。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吧!”
主任说完,其他人抢先发言,大家众口一词的规劝他威胁他利诱他与反动家庭和反革命分子彻底划清界线,弃暗投明,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回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来,当一名彻底的革命派,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进行到底。
其实,这件事已经在高登的心中折磨他很久了。自从岳父家被划为富农成分,自从岳父戴上富农分子帽子,他就开始想:我应该怎么办?是背叛这个家庭,奔赴自己的光明前程呢,还是继续保持这种关系毁了自己的一生呢?他选择的当然是前者。可是要彻底背叛和隔绝岳父家,唯一的途径就是与妻子茜茜离婚,他做不到。茜茜温柔、善良、勤劳,孝敬父母,体贴丈夫,是万里挑一的好媳妇。他爱她,甚于爱自己爱父母爱所有一切的亲人。他舍不得她,他死也不愿遗弃她。就在岳父家变了成分、岳父戴了帽子之后的这些日子,茜茜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在家里、在生产队里干活更勤快,更卖力,在父母面前更孝顺,在高登面前更殷勤。并三番五次的对高登说“我这一辈子不再上娘家门”。高登理解她这话的意思,懂得她的心情。
无论如何,我不能没有她,我不能舍弃她,我不能伤害她。我要永远以她为妻,永远善待她,和他白头到老。高登想。
可是这个赌注实在是太大了呀!与她永远结合就意味着与耻辱永远为伴,就意味着他永无出头之日,意味着他甘愿自我毁灭。这是与他远大的志向相悖的呀!他要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百炼成钢,成为一名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成为一个大人物,一个叱咤风云的大人物。
高登处在尖锐的矛盾与心理斗争之中。
大队干部们的一番话,对他触动很大,他觉得这是党和组织在他人生的十字路口给他指明了前进的正确方向,是对他的关怀和爱护。他同时想到了一个伟人的一句话:在革命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要以革命利益为重。
终于,他拿定了主意。
回到家,他将自己的打算先说给父母,父亲是个火爆脾气,二话没说先给了他两个耳光:“狗日的翅膀梢子刚硬了些就反了!你再敢说一句离婚,老子就杀了你这个杂种!”母亲也劝他:“运动就像一阵风,一股儿一股儿的,刮过了就完了。媳妇可是一辈子的大事,你怎么能说要就要,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再说,茜茜已经娶到了咱家,就算已经脱离了娘家。她娘家是富农成分,她父亲是五类分子,这些都已经和她没有了关系,她只是咱贫农家的媳妇!咱家有多红,她就有多红。”她摸了把老泪:“唉!多好的一个媳妇呀。人见人爱,人见人夸,千里寻一,万里找一。你离了她,这辈子打上灯笼也别想找下这么好的媳妇。”他想,父亲粗暴,和他没法说理,有理也说不清;母亲不懂政治,只有妇人之仁,与她也无法论理。父母的工作他只好求助于组织。这是他在回家的路上就已经想好了的。
他试探着将离婚的事说给妻子:“……你爱我,就要为我好,就要一切为我着想,你不能一辈子守着我,让我背着你这口黑锅永远抬不起头,永无出头之日……”
妻子的肩膀抽动了几下,流了几股眼泪,然后抹掉,只说了一句话:“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高登将家里的情况汇报给大队革委会,大队革委会一班人集体出马,软硬兼施,剿抚并用,威逼利诱,终于把高登父母给降服了。
高登的第一次婚姻宣告结束。
茜茜挥泪回到了娘家,娘家也没有一个人敢说高登一个不字,全家人抱着女人偷偷地哭了一夜。
谁知茜茜离婚前已经身怀有孕,在娘家呆了一个月便有了妊娠反应。全家暗暗的计议了一下,决定去找高登说说。
这天夜里,月黑风高,母亲领了茜茜做贼似地溜到高登家门首。开门的是高登的母亲,她见是茜茜母女,便热情地招呼她们进来。这时高登出来,硬是堵着门不让这母子俩进门。茜茜母亲悄悄地把茜茜怀孕的事说了出来。话音未落,高登就发大火了:“离婚都一个月了,在哪儿混下的杂种却来骗我!滚!”
“是你的……”茜茜轻声说。
“是我的我也不要!滚!”高登喊着便关了大门。母女俩只好悄悄溜走。
就在她们回家的路上,茜茜发疯了。
茜茜疯了之后,便每天到高登的村里来。她穿着不整,头发蓬乱,手脸脏污,拉着一条打狗棍,边走边喊,“我不离婚,我不离婚。高登,你收下咱们的孩子吧,收下吧……”一群孩子跟在她的后面嘲笑她,用土块打她。高登的母亲见了,便呵走那些孩子,看看四下无人,偷偷里将她领回家去,给她洗洗手脸,再给她两个馒头,然后赶紧支她走开。她硬是不走,还走进从前和高登住的房子,上了炕,拉开被子睡下:“我回家了。我终于回家了!毛主席万岁!”
高登娘拿她无奈,又见她实在可怜,便只好站在炕前流眼泪。
高登回来,见到此状怒不可遏,揪起茜茜的头发,将她拖下炕来,像扭送阶级敌人般的将她扭送到门外,然后在她的屁股上狠狠的踹了两脚:“疯子,快滚!你再胆敢到我的门上来,我就杀了你!”说着便从背上抽出马刀,在空中晃了两下。茜茜吓得撒腿就跑。
此后,茜茜再也没敢到高登的村子里来。再后来,有人说在街道见到茜茜了,她的肚子已经很大,走路很不方便,看来快要临盆了。嘴里仍然念叨着“我不离婚,我不离婚。高登,你收下咱们的孩子吧,收下吧……”再后,传说茜茜生了个儿子,生在雪地里,冻死了。高登娘听到这话,放声哭了一场。
高登离了茜茜,解除了政治包袱,又恢复了从前的风光,而且比以前更加风光。他捞到了一笔不小的政治资本。大队将他树立为“与反动家庭彻底决裂”的典型,先是在各大队,再到各公社巡回演讲,最后还到县礼堂讲了一回。他因此被提拔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公社革委会委员。他显得春风得意,踌躇满志,走在路上,一直高唱着革命歌曲……
1972年,地区砖瓦厂招工,公社第一个推荐他当了工人。他跳出了农门。
在地区砖瓦厂,他完成了第二次婚姻。
一进厂,凭着大队、公社和县上的推荐意见,凭着他的身份——中共正式党员,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凭着他个人档案中的辉煌纪录,凭着他背来的一厚叠奖状,厂里立马就给了他个财务室主任的官职。
他把他的作风带进了砖瓦厂。开会积极发言,批判会上总显得怒不可遏,像被批判对象杀了他的父亲一样。搞宣传,贴标语,写大字报,他事事当先。他将他的事迹带进了厂里。逢会便大讲特讲他如何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顶住反动势力和落后习惯势力的压力,如何以革命利益为重,勇敢地与发动亲属决裂。很快,他又成了厂里红得发紫的人物。从厂里讲到地区,从地区讲到省上,乃至讲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一时间,他成了全地区乃至全省全国的标兵和典型。
那时候,人们都崇拜英雄,崇拜典型,崇拜模范。高登便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尤其是厂里的那些大姑娘们,个个把他视为自己心目中的偶像,偷偷里给他写情书,要和他谈恋爱。他本来一心扑在革命工作上,可是禁不住这些姑娘们火热爱情的挑逗,便逐个偷偷地觑视厂里的姑娘,从中进行着密密的筛选。
他终于选定了海菊红。
海菊红是厂里连续三年的劳动模范,地区的“三八红旗手”。高登不为这些。高登只看中她的性格:泼辣,直爽,率真,倔强,要强,办事干净利落,说话直来直去。
菊红姑娘也曾给他写过两三封情书,和其他姑娘的情书一样,他都付之一笑,没给回复。他想,找个人做媒牵个线,这事一定能成。
他去找生产科的于科长做媒。于科长没搭理他。后来才打听到,原来于科长也偷觑着菊红,给橘红写过无数封情书,都被姑娘拒绝了,他正寻找着新的进攻途径呢。
爱情这玩意儿最怕引入竞争。一旦两人争起来,就没有一个愿意讲点风格自动退下阵去,将姑娘拱手让给对方。所以许多嫁不出去的丑陋姑娘都喜欢搞点虚虚实实的三角恋,骗得小伙子抢先下手将她弄回家去。
高登只是喜欢菊红的性格,对她的长相并不十分满意。中等个儿,红脸蛋儿,羊角辫儿,走路的姿势也不怎么好看,两只脚稍稍有点向外撇,比起他的前妻茜茜,那简直差下十万八千里。可是一知道有人正在给这姑娘撒网,她的身价立马就涨了一百倍。姑娘身上的一切似乎都是闪闪发光的。他决心非她不娶。
他决定亲自出马。人家姑娘明明喜欢咱,爱咱,咱又为何要求别人做媒呢?真是糊涂!
他鼓足勇气给菊红写了一封情书,借下班人乱的机会偷偷塞给了她。姑娘收到他的情书,受宠若惊,好像喜从天降,当天晚上就写好回信,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交给了他。
他们开始了约会。在厂院里,他们经常手拉着手旁若无人的走路,亲亲热热地说话。
这些被生产科于科长看见,气得浑身哆嗦,恨得咬牙切齿。他突然想到一个短平快的方法。
女工厕所经过一孔废砖窑,他发现菊红姑娘每晚如厕都一个人去,从不叫同伴。他便一连在那废砖窑里等了菊红三个晚上。第四天夜里,没有月亮。于科长在砖窑里等得瞌睡,打了两个呵欠,正准备回去睡觉,女工宿舍的灯亮了,接着,门被推开一条缝,借着灯光,他确认出来的正是菊红。机会来了。他的欲火熊熊升腾。他的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等那姑娘走过砖窑的时候,他猛扑出去,一手堵了姑娘的嘴,一手将她夹在腋下拖进了砖窑……
他将那姑娘压在身下,用嘴堵住她的嘴,三下两下将她脱个精光。等那姑娘无力反抗的时候,他才放开她的嘴,气喘吁吁地说:“菊红,嫁给我吧,我爱死你了。”
那姑娘呻吟着说:“我不是菊红,我是水香……”
“啊?!你是水香?水香就水香吧,错就错了,这时说啥也都来不及改正了。”
第二天一早,女工水香找到厂长,哭诉自己昨晚被于科长了。上午,公安局来了几个人,找到水香搞了一个笔录,便把于科长带走了。一个月后,于科长被判了死刑枪毙在离砖瓦厂二百米的芦苇胡同里。过了几天,高登便和海菊红结婚了。
婚后第二年,高登当上了厂长。
高登的厂长是从原厂长王掌印手里夺来的。
这一年,面对职工精神涣散出工不出活、厂里生产不景气的现状,王厂长订了一套办法,实行承包经营,执行计件工资,按劳分配,迅速扭转了生产的被动局面,实现了产销两旺,盈利创历史新高。年底,厂里拿出八千元为职工们发了奖金,全厂上下欢欣鼓舞,职工们个个拍手叫好。
就为这件事,高登在一次批判会上义正词严的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写了一份状子交给了地区几大院,指责这种做法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王掌印是彻头彻尾的正在走的走资派。状子递上去的第二天,有关部门就派人下来查处落实,查对结果与状子上写的毫厘不爽。过了两天,公安机关来人抓走了王掌印,组织部门来人宣布高登担任新厂长。
高登和菊红结婚后,日子过得平平淡淡,没有什么大的波澜。五年里,菊红生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
这五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像高登这类人一下变得不吃香不走红不值钱了。厂里几位老职工联名写信给地委和地区行政公署,要求罢免高登的厂长职务,要求给当年被劳改被开除公职的王掌印平反昭雪,并让他出任厂长。组织部门觉得高登尽管在前几年的运动中跳得比较高,占了运动的一些便宜,可是他的发迹只是因为一件个人的私事——离婚,这也是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大气候造成的,在搞运动的几年里,他没有做过对人民利益有重大伤害的事情,也没参与过打砸抢,充其量只是一个小爬虫,不属于运动的骨干分子,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不应该将他一棍子打死,而应该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这是其一。其二,高登工作有闯劲,有魄力,凭他的能力,当个砖瓦厂的厂长还是可以的。所以,组织部门来了两位同志找高登谈了一通话,高登这个厂长也就被保留了下来。他一干就干了整整十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中国社会流行起了一股买官卖官的风气。许多下层官员暗暗的将贪污挪用下的公款、搜刮下的民脂民膏统统拿出来找门路送给上层官员,以换取高一级甚至几级的官做。他们当上高官后,又千方百计的大肆搜刮,以捞回买官时的损失。有个村的村长花一万元买了个副乡长,便丧心病狂的向各村的村民和村干部搜刮钱财。过年时竟然在自家门首贴出一副对联,上联是“贷款修路”,下联是“收费还贷”,横批是“谁说错”。
高登当厂长当了十多年一直提不起来,眼看着年龄就要过了,这张椅子也快坐穿了,他心里发急。见满社会的人都在买官做,他眼睛一亮,觉得时机来了。他这些年早早的丢掉了从前的那些原则和政治,思想早已蜕变。他想,砖瓦厂就是弄钱的地方,别处的官员一弄就是几百万上千万,我弄它个几万几十万算得什么?弄了白弄,不弄白不弄。于是,他便安排自己的老婆当了厂里的会计,三五年下来,少说也弄了它个二十来万。他要用这钱给自己买个大一点的官当当。
他四处找门路,找与上级官员们有关系的人物,好给他牵个线搭个桥引个路,将他介绍给大官们,然后再去送铜进贡银子。他翻开记忆的帐本,将所有与他有交往的官员们盘点了一次,最后筛选出市经贸委的刘主任刘琳,认为他是最最合适不过的人选。刘主任在高登当大队革委会副主任的时候在他们那个公社当革委会主任。当时刘主任就非常看好高登的气质与才能,工作上很器重他,并准备将他提拔到公社当文书。还没等到将他提上去,刘主任就被提拔到县革委会当副主任去了,再后来一步步提到了地区,前年地改市的时候,他被任命为市经贸委的主任。这两年高登每次进城碰上他,他总是拉住他的手夸奖他是个难得的人才,并再三叮咛有啥事就来找他。
高登拿定了主意就立即行动。他让老婆去银行先取出五万元,说要做一笔一本万利的生意,老婆追问,他便如此这般的和盘儿说给她。老婆夸奖说:“活了半辈子,这会儿才算开窍了。”
这五万元是送给刘主任的,是送给刘主任的跑路钱牵线钱,相当于农村里媒婆们所挣的媒钱。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