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1 / 2）

杨锐是河南登封人，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考中兰州大学，学的是玻璃工艺专业。一九八一年毕业，分配在西北这个唯一的国有中型玻璃厂——光明玻璃厂，一干就是二十年。这二十年中，他埋头玻璃新产品新工艺的研究与开发，取得了不少成果。他的三篇专业性学术论文在国外刊物上发表，一项成果获国家专利，并列入国家九五星火计划重点开发项目，他新近研究的“车辆自动拒水风挡玻璃的元素构成”和“普通拒尘玻璃的研究与制造”两个课题被确定为国家科委十五重点科研课题。他先后被评为市、省两级科技标兵，国家和省市三级“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十三次获市劳模，七次获省劳模。一九八七年获高级工程师职称，一九九八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先后担任玻璃厂生产科副科长、科长，一九八六年厂里组建科技攻关小组，他担任组长，一九九四年至今担任副厂长，分管生产、科研等一应事情。

杨锐一心扑在事业上，却忘了家业。等到想起需要一个女人建立一个家庭的时候，满社会的妙龄女子都已名花有主。找了多少年，看了无数个，人家姑娘不是嫌他年龄大，就是嫌他是个书呆子不懂得感情，不会浪漫，也有嫌他说一口河南话滴里嘟噜听不懂没法交流的。总而言之，他一直没找到媳妇，四十开外了还是庙门口的旗杆——光棍一条。

他想着降低标准，随便找个寡妇应付了这事算了。谁知这年头的寡妇反比姑娘金贵，反比姑娘难找。那些已经跟过一个甚至几个男人的寡妇们，越跟心越馋，越跟眼睛越高，越跟对男人的要求越苛刻，动辄要房子，要车子，要保姆，要县市级干部，要百万元户。杨锐那个副厂长只是个正科级，住房只有一间单身宿舍还是国家的，每月一千多元工资大半都寄回老家给父母换了药吃。所以就连寡妇也没人愿意嫁给他。

去年，他已经四十二岁。四十二岁的他终于找到了媳妇，而且是个从未结过婚的老处女。那女的叫何花花，市第九中学的数学教师，三十九岁，长相和那名字一样，是一朵艳丽的花。因为长相超群，所以择偶的标准定得高了些，以至于这么多年也没找到个称心如意的。眼看着要奔四十了，她着了慌，才四处登征婚广告征婚。那征婚广告写得很简单：某女，年近四十，无婚史，某事业单位工作，有固定收入。欲求一诚实可靠有固定职业有事业心的男士为伴。

杨锐斗胆应征，不想就中了，这让他着实高兴呆了。

杨锐在厂里人缘好。大家一听他找到了媳妇，便都像是自己心头上的一块石头被搬开了，高兴得不得了。大家都忙乎起来，给刷房子的，给处理旧家具的，给帮着买新家具的，男人们忙得屁颠屁颠的，女人们也不能闲着，打扫和裱糊房子，缝被子做褥子，擦玻璃贴“喜”字，这些活儿都让她们给包了。杨锐只忙着前前后后地发烟散糖陪笑脸说客气话。

结婚那天，玻璃厂放假一天，全体职工参加了他的婚礼，把个婚礼搞得比国庆还隆重热火。晚上，闹洞房的人将一间房子挤了个不透风，院子里也挤满了人。这一拨出来，那一拨又进去，打闹声说笑声响彻办个厂院，一直折腾到深夜。

第二天一大早，有人发现，杨锐的门楣上那幅喜庆对联被一幅新的对联覆盖。

你看这对联：

上联：一杆老枪两颗弹，四十二年没参战

下联：一孔新窑两扇门，三十九载未进人

横批：今日好日子

这人发现这幅对联，便喊叫：“快来看呀，杨厂长门上有一幅对联，妙极了！”

大家闻声赶来，围成堆儿，这个大念一遍，那个小念一遍，说声笑声喝彩声一起一伏。

“好！”

“妙！”

“高！”

“酷呆了！”

……

这时便有人编故事了：“大家肃静，我将昨晚在洞房窗外听到的情况向大家通报一下：晚上闹完洞房，大家都去睡了，我一个人在杨厂长窗外偷听，并透过窗玻璃上的缝隙偷看。他们刚等大家走开，便关起门来干事了。干完了，杨厂长将那几巴拉出，却发现那家具变成了鲜红的，像个胡萝卜。他开始窃喜，以为新娘子确实是个贞节的老处女，以为他的阳具是被她的处女红染的，便抱起新娘吻了又吻。吻完便用卫生纸去擦自己的阳具。这一擦坏事了。大家猜猜怎么了？”

大家等着听下文，根本没人动脑子，只是一个劲的喊：“别卖关子了，快说吧！快说！”

那人接着说：“杨厂长一擦，竟然擦下个红套子来。他便问新娘，这是什么？新娘怯怯地说，避孕套。杨厂长问，避孕套还有双汇牌的？上面还有出厂日期？新娘子只好从实招来：前天晚上，她大发，按奈不住，便用火腿肠自慰，没想就把火腿肠的套子掉进去了。今天，她的小肚子一阵一阵的抽疼，用手挖过几次都没挖出来。”

“哈哈哈……”

“哈哈哈……”

围观的人都大笑不止。

杨锐和新娘子也都出来了。那新娘子笑得前仰后合，她一手抱住杨锐的胳膊，一手不断地在杨锐的背上乱捶：“笑死我了，笑死我了。”

“不是这样的，你听错了！”后排一个年轻工人大声喊：“你在前窗上听，我在后窗下听。我听到的是这样的：杨厂长问新娘子，避孕套还有双汇牌的？还有出厂日期？你老实交待，前天晚上和谁干的好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新娘便抽泣着说，前天晚上，我和我的情哥哥最后一次缠绵，结果没准备避孕套，我的情哥哥便将火腿肠的套子拿下来用，结果那东西没有弹性，就掉进去了。杨厂长听了这话非常生气，一脚将新娘踹到床底下去了……”

“哈……”

“嗷……”

“呕……”

“嗨……”

满院子沸腾起来。

杨锐早已领着新娘溜到后排，拧住了说话的小伙子的耳朵：“我让你小子再胡说！”

“救命呀！快救命呀！大家看，厂长虐待工人喽！杨厂长饶命呀，我的耳朵快掉了，耳朵掉了以后就不听你的话了……”

大家又是一阵大笑。

新娘子边笑边拍着杨锐的脊背说：“使劲拧，拧下来我给你炒菜下酒喝。”

杨锐是个老实又耿直的人。这些年满社会风行的是拉关系走后门拍马溜须阿谀逢迎，他对此却一窍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尽管他有着那么多的成就那么大的贡献那么高的声誉，可是一直提不上去。提不上去就提不上去，他从来不想这些，也不愿想这些，也就无所谓痛无所谓不痛，可是却有不少的人替他痛着。厂里的老工人、老工友常常替他抱不平：

“凭杨锐的贡献，不要说对玻璃厂的贡献，就是对整个社会的贡献，早该提一提了。把他压在玻璃厂就这样被埋没了。”

“不要说当个正厂长，就是给他个政治局委员也不算过。”

“怪只怪他那坏脾气，肠子直，肚子里不藏货，肺里面不装气，舌根下不压话。违时悖景，违时悖景呀。”

“你不看现在那些官老爷，就怕身边的人本事比他大，能力比他强，影响比他好，交往比他广。你强了，就会对他造成威胁嘛。人们宁肯重用那些一事无成的奴才，也不敢稍微用一下有一技之长的人才。不用倒也罢了，他们还想方设法整你害你，恨不能一脚将你踩进地下去。”

杨锐每每听到这些，总是装作没听见。

有许多朋友劝他：“这年头，啥事都要跑一跑。为了你自己的前程，你就低低头，弯弯腰，到有关领导那儿跑一跑，说几句人家喜欢听的话，向人家求个情吧。”

他只是摇摇头，嘿嘿一笑了之。

也有许多好心的朋友劝他：“改一改你那坏脾气，这年头不兴你那样的人，那样的脾气吃不开。”他也知道朋友们都是为他好，知道自己的性格不合时宜，暗自想着改一改，可是一遇上具体的事，脑子里的那股儿黑血就不听使唤的往上涌，喉咙眼的那些话语就失禁般地往外冲，肺里面的那些脏气就咕嘟咕嘟往外冒，于是，脖颈也硬了，脸也红了，气也粗了，声也高了。人也就这样在自觉不自觉间被他惹下了。惹下就惹下了，反正都是为了把事情办好，又不是为了个人恩怨，怕个啥。他这样想。可是人家却都不这样想。人家想，你杨锐还不是为了出风头，还不是跟我过不去，还不是为了讨得大家喝彩。所以明抢暗箭都来了，绊子陷阱也来了，污蔑嘲讽也来了，报复的小鞋也来了。

他大学毕业刚到玻璃厂来的时候，厂长是落实政策的时候被恢复工职的一个老知识分子，文革前的老牌大专生。这老头知识还算可以，就是有个毛病，不服人，不认输，把谁都不放在眼里，认为谁都不如他，而且心眼极小。杨锐刚毕业，是玻璃厂第一位大学本科生，血气方刚，才华横溢，而且锋芒毕露，老厂长心里便有点胆怯：这小子来势凶猛，弄不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我拿在马下，甚至夺了我的位子，骑在我的头上。得折一折他的锋芒，让他见识见识我的厉害。有了这种想法，老厂长便专门找杨锐的碴儿，吹毛求疵，鸡蛋里面挑骨头，故意抓他的把柄，找他的麻烦，挖空心思地给他脸色看，给他小鞋穿。杨锐哪里吃得下他这一套，便三六九地和他论理、顶嘴甚至吵架。他便在几次职工大会上不点名的批评：“咱们厂有个别年轻人，凭着自己有着大学文凭，便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目无领导，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会后，杨锐就又找他说理，又少不了一场唇枪舌剑。后来，他有了与杨锐斗争的经验，便不正面与之交锋，采取了经济制裁和迂回战术。他经常给他找点儿小毛病，罚他个三块五块的工资。对于罚款，杨锐不大在乎，觉得不就是几块钱吗，有什么了不起，自己少吃少花点就节省出来了。可是老厂长的迂回战术却把杨锐整惨了。他不仅不再批评杨锐，还设着法子找杨锐的一些优点当众表扬，这可把个老实刚直的杨锐给懵了。他不知道厂长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反倒觉得他自己的工作做得好理应受到表扬，而且觉得厂长从前之所以那样不公平的对待他，是因为自己初来乍到，厂长对他缺乏认识。现在时间长了，厂长摸透了他的脾性，认识了他这个人，所以改变了以往的态度。他想，这也是很正常的嘛，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就是这样的，人们对一切事物都是由不认识到认识，由知之较少到知之较多。随着人们对事物认识的加深，就会改变以前对待事物的不正确态度。

他在厂里工作的第五年，全体职工一致评选他为市级劳动模范，可是报到市经贸委却被刷下来了。厂里职工都愤愤不平，找厂长评理，厂长哈哈一笑双手一摊说：“我总把他报上去了，至于批不批就不是我能管的事了。”大家还是不服，纷纷鼓动杨锐去找市经贸委。杨锐觉得自己确实有点亏，加上大家一鼓动，便真的去了经贸委。谁知一进门，那个接待他的小伙子一听他是玻璃厂的杨锐，便指着他的鼻子把他猛训了一顿：“你杨锐都不在厂里打听打听自己的名声，玻璃厂不开除你都算宽容了你，你还想当劳模？你年纪轻轻，凭着有个大学文凭，就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目无领导，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杨锐一听这话正是厂长前几年批评他的那些话，脖颈就硬了，脸就红了，气就粗了，声音就大了。他也指着那小伙子的鼻子发出一长串的质问，直问得那小伙子瞠目结舌，哑口无言，最后不得不说出是玻璃厂厂长亲自反映的情况。一气之下，杨锐便一不做二不休，拿着自己这些年发表的论文和有关部门发的荣誉证书，带着全厂职工的意见直接去找市长。市长听完他的话，当即打电话叫来办公室主任，让他安排人去玻璃厂就杨锐劳模一事进行调查。市政府三人调查组来到玻璃厂，回绝厂长接待，召开了几个层次的会议，了解到杨锐的许多鲜为人知的事迹，回去报告市长，杨锐不仅当上了市级劳模，还被报到省上，参评省级劳模，结果也评上了。之后，省市两级都组织了劳模报告团，杨锐讲红了全省。

老厂长一看自己的手脚暴露了，自己的伎俩失败了，聪明反被聪明误，杨锐不仅没被他搞臭，反倒炒得更红，心中便极大不快。他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再不能对杨锐采取反面行动了。相反地，还要给他锦上添花，以消除杨锐对他的怨恨和市上领导们可能对他产生的怀疑。所以在杨锐还没从报告团回来的时候，他便主动打了一份报告，提请市上提拔杨锐为玻璃厂生产科副科长。

这就是杨锐第一次升迁的内幕。

杨锐在生产科副科长的位子上一干就是八年。这八年中，他多次被评为省市的劳动模范。老厂长想，劳模由群众选，愿选谁是谁；提干由我报，报谁谁当。你杨锐在我手上就别想着有什么出头之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