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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邵氏历史(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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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在我们得意的时候,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老牌‘明星公司’等五大电影眼红我们天一的发展快速,于是六大公司联手,对‘天一’进行‘围剿’,要将我们赶尽杀绝。

当时上海滩的‘明星公司’在上海是一枝独秀,无人匹敌。该公司老牌字号,财力雄厚。旗下人才济济,明星如云,拥有名扬四方的胡蝶、杨耐梅、阮玲玉等大红大紫的明星,谁敢望其项背,与之较量?

独揽影坛三分之二江山,领导中国电影潮流的‘明星公司’,一向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只要他们脸色一变,吼上一声,上海的电影界也要抖上三抖。

‘天一’出道之前,曾有数家不信邪不怕死的小电影公司,不自量力地斗胆上阵,要同‘明星公司’分庭抗礼。

结果,有的公司刚刚诞生数日,便早早夭折;有的公司虽然苦苦支撑,最终还是惨败收场。

慑于‘明星公司’的威势,很长一段时间里,再也没有胆大妄为者敢于以卵击石。

‘明星公司’的老板周剑云曾在公开场合口出狂言广谁敢同明星公司作对,我定要杀他个片甲不留!让他尝尝明星公司的厉害。’飞扬跋扈的‘明星公司’称霸上海影坛多年,要想撼动这棵大树,简直难于上青天。

而初降人间的‘天一’对影坛老大‘明星’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将其业务抢走了许多,‘明星公司’旗下的明星们要跳槽,导演们要出走,‘明星’失去往日的八面威风。

所以周剑云才会联合其他公司对付我们。周剑云以他为主,联合‘大中华百合’、‘民新’、‘友联’、‘上海’及‘华剧’等五家电影公司,成立了‘六合影业公司’,组成强大的联合发行网,共同抵制、围剿‘天一公司’。这便是中国电影史上有名的‘六合围剿’。当时‘六合围剿’,我们根本就不是对手。我们兄弟只得放弃上海市场,另辟蹼径。我们商量之后,于是派三哥单枪匹马前往南洋,再图发展。大哥还说如果三哥在那边忙不过来,就让我过去帮忙。而这个决定,从此改变了我邵逸夫一生的命运。

被‘六合’逼得走投无路的‘天一’,只好改弦易辙,放弃上海的基业,远走南洋,卧薪尝胆,再图发展。

1926年3月坐船离开了上海,赶往南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南洋,包括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马来亚和新加坡。因为封闭保守,社会经济与人民生活非常落后。寻常百姓生活枯燥单调,缺少娱乐和消遣。而迁移到那里的华裔在南洋人口中又占了很大的比重。这正是我们兄弟决计开拓南洋市场的重要理由。

三哥单枪匹马,带着‘天一’的影片和一笔资金,踏上了赴南洋的征程。

新加坡是三哥独闯南洋的第一站,那里是南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堪称桥头堡。

当时的新加坡还没有中国电影,只有大戏院间或放映点西方默片。三哥使出他的交际才能,广泛接触当地各戏院的老板,推销影片。然而,又碰上钉子。大戏院只放西片,小戏院又给‘六合’绑住,对‘天一’封锁。但‘六合’的影片其实并没有打进新加坡,只是枉有虚名。

人地生疏、初来乍到的三哥,认准了新加坡的市场潜力,一定大有可为。

出师不利,三哥亳不气馁。他避开对手的锋芒,调整方针,另辟蹊径,展开游击战术。他先在新加坡的周边城镇进行放映突破,再杀回市中心,抢夺市场。

这一着的效果明显,他的‘天一’影片,由于适合大众的欣赏口味,备受欢迎,立即打开了销路。

短短一个季度,其业务已到了应接不暇的程度。

没日没夜忙碌的三哥,以辛勤汗水,换来滚滚不断的财源。大把大把的孔方兄撑得他口袋鼓鼓囊囊。三哥的业务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任凭他能力再大也应付不过来。他这才想起了上海,想起了家人,想起了叫我这个老六来帮忙了。

三哥直奔电报局,一纸急电发往上海:请我这个六弟速来新加坡增援。

至此,我才真正走上电影舞台,急赴南洋,同三哥山客联袂行动,共同演绎‘邵氏电影王国’的传奇故事。

当时爷爷我十九岁,刚刚读完美国人办的青年会中学。到了南洋之后,我们兄弟根据自身的情况,因地制宜,想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办法。我们租不到戏院放映电影,便租空地搭帆布帐篷,自己上街贴海报,放映‘天一影片公司’出品的影片。

每天拂晓时分,东方刚刚泛出点鱼肚白,我们兄弟便已热火朝天地忙碌着。我们二人各自分工。三哥专门负责清扫场地,检查放映机,搭好帆布帐篷;我则拿着笔在海报上写好当日放映的影片名称内容,然后拎着个浆糊桶,走街串巷地张贴。待我们两个有条不紊地忙完这些必备的工作,一轮旭日方冉冉升起。我们又开始早场的放映,接纳第一批观众。

晚上送走最后一名观众,已是子夜时分。我们俩又要拆卸帆布帐篷、收拾放映机,常常是干到雄鸡报晓,才能入睡……

日复一日,我们俩起早贪黑地拼命苦干。由于我们邵氏兄弟的片源不断,他们生意越做越活,渐渐可以由新加坡延伸到马来亚的各大埠了。

善于观察、处处留心的我发现:马来亚的许多小镇及偏僻的乡村当时根本没有电影院,观众无缘看到电影。我认真分析:假如能开拓这些地方的市场,把电影送到这里放映,一定会臝得观众。

我当即向三哥‘献计’广三哥,做生意犹如打仗一样,我们本少,经营生意就要灵活点。我发现大马的很多小镇看不到电影,我们可以打开那里的市场。没有戏院,我们可以搞个流动放映车,包括放映机、银幕、座椅全部装上。然后上山下乡,送片上门,可以争取大量的乡村观众。’三哥言听计从,当即采纳。

我们俩买来一辆小型旧货车,经过一番‘乔装打扮’,流动放映车便宣告问世了。

我们邵家兄弟的流动放映车,恐怕是中国电影史上最早的流动放映车吧。

三哥和我驾着流动放映车,开始穿梭奔走在吉隆坡、怡保、马六甲、槟城的大镇小街、穷乡僻壤。我们俩巡回放映电影,为那里缺少娱乐的人们送片上门,使他们寂寞的生活得到一丝快乐和喜悦……

出乎我们兄弟的意料之外,这种吉普赛式的‘流动电影院’特别受欢迎。所到之处,人山人海,观者如云,十分壮观。

最令三哥和我难以忘怀的是,是那次在怡保一个橡胶村庄里的放映情景。

那天,由于汽车途中抛锚,加上天气突变,大雨滂沱,道路泥泞难行,耽误了到达放映点的时间。原定下午2点到达,结果迟至晚上7点。

谁知,纯朴善良的村民,早就冒雨等候多时。又是敲锣打鼓,又是燃放鞭炮,欢天喜地的热闹场面,像是迎接凯旋的英雄们-般。这个送上揩汗的毛巾,那个端上解渴的凉茶,还有的人忙不迭地帮着卸下机器设备……放映完毕,全村的男女老少依依不舍,把我们邵氏兄弟二人送了一程又一程。

这走村串巷的巡回放映,虽说搞活了经营,打开了市场,取得了效益,但其中的艰难困苦,重重险阻,却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

马来亚属热带气候,长年炎热,酷暑难熬。光是苍蝇肆虐、蚊虫猖獗的程度,就让人吃不消。我们邵氏兄弟整日里处在被蚊虫叮咬的环境里工作。每放映完一场电影,他俩身上都要被咬得大疱小疱,红肿不消,奇痒无比,苦不堪言。实在被咬得无可奈何,我们俩干脆穿着长衣长裤,把身上里得严严实实,以抵抗蚊蝇的袭击。三伏酷暑,那滋味可想而知。每次收工,我们俩都像从水里捞上来似的,浑身上下湿透,脱下的衣衫能拧出许许多多的汗水^某日,槟城的坎镇。我们兄弟正在这里放映电影。流火的7月,闷热异常。我因为连日疲劳,加上衣服不透气,渐渐地支撑不住了,终于出现虚脱倒在了放映场上浩淼苍茫的林莽,参天挺拔的热带树林,遮天蔽日,太阳只能射进一缕光线。

三哥和我,穿行在这荆棘丛生、人迹罕至的马六甲森林中。我们此行目的是为居住在林区的森林工人们放电影。没有大路,汽车开不进来。我们邵氏兄弟便肩挑手扛着放映机沿着崎岖小路,缓步前行。小路被密密匝匝的植物阻塞得不见缝隙,而且全是带剌的灌木与杂草。稍不留神,三哥的手背已被划得鲜血直流。我只得拔出尖刀,砍开荆棘与灌木。如此砍上一段,行走一程,反反复复,艰难前进……

突然,走在后面的三哥,只觉得脑后有一股冷风刮来,他感觉不对劲,扭头躲闪,只见一头花斑豹正张开血盆大口向他扑来,眼看三个就要没命……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听到‘砰、砰’几声枪响,庞然大物花斑豹应声倒下,再也爬不起来……

是当地的土著猎人及时赶到,连续射击,打死了花斑豹,救了三哥的性命。

原来,森林工人们见我们邵氏兄弟久久不到,很不放心,遂派出几位本地猎人前去迎接。恰巧,半路上即碰上了惊心动魄的场面,他们立即出手相救,方解三哥于危难之中。倘若再来晚一点,后果不堪设想……”

邵逸夫此时说到这里,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还是有些心有余悸。

“惊魂甫定的三哥,立即投入紧张的放映工作。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有了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我们邵氏兄弟愈益练就临危不惧的英雄胆识与强者勇气!

正当我们兄弟流浪经营之际,槟城首富王竟成热情相助,那个时候开始,我俩开始拥有自己的院线。经营‘新世界游乐场’掘得第一桶金,他们斥巨资展开收购戏院大战。

我们邵氏兄弟依靠着吉普赛大篷车式的流动作业,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扎稳打。而这种原始积累却非常行之有效,不久,我们的‘流动放映车’已增加至六部了。这期间,三哥又改回了他原来的本名邵仁枚。至于为什么改回名字,三哥一直都没告诉我。”

邵逸夫淡淡地说道。

“拥有院线之后,我们的事业进一步发展。1931年,我独自前住美国购买有声电影器材。在途中轮船触礁沉没,幸亏我的命大,老天爷还不想要我的命,落水后我抱着一小块木舢板,在茫茫的大海上飘泊一夜后终于给路过的船只救起,并从美国好莱坞买回所需的‘讲话机器’。32年,通过我们的努力终于在香港摄制完成第一部有声片【白金龙】,算是开创了中国电影从无声进入有声的新时代。经过我们几兄弟的不懈努力,到37年抗战前夕,整个家族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爪哇、越南、婆罗州等东南亚各地已拥有电影院110多家和9家游乐场,并建立了完整的电影发行网,称雄东南亚影业市场。当时‘天一’影片公司在上海,邵氏兄弟公司在南洋,我们南北呼应,分工协作,共同打造属于邵氏家族的电影王国。”

“不过好景不长啊,37年小日本的野蛮入侵打乱了整个邵氏影业的发展进程。那时邵氏可以说是惨淡经营,艰难度日,后来更是难以为继,被迫关门大吉,阿阳,知道那时我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吗?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正当盛年的我才再次有了再闯一番事业的念头。我想尽一切的办法,决心大干一场,以此来重振我们邵氏家业。我是57年才来到香港的,那时候的香港经济开始起飞。经过两年多的准备,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终于在59年成立。那段时间我就开始倾力打造位于香港清水湾,占地大约80万平方英尺的邵氏影城。没想到这一工程用了七年始才算完工,影城的规模宏大,气势恢宏,可以和美国的荷里活相比较,被当时的人称为‘东方的荷里活’。一直到80年我从电影转到电视上发展,才算是稳定了下来,这中间的过程我就不一一说了,不然说到天黑也说不完的。”

邵逸夫微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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